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，全国人口总数为14.1亿，其中有1.9亿人在65岁以上，占13.5%，比1991年增加1.22亿。
随着老年少子化的迅速发展，医疗等社会支出日益增加。随着家庭规模的不断缩小，“养儿防老”成了过去式，“谁来照顾”的问题就避不开了。
这些年来，中国一直在努力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养老服务体系。
16年前，上海老龄问题首次被提出为“9073”养老模式。四年后，北京提出“9064”。这些数字，成为今后养老服务体系设计的风向标。
根据这个规划，90%的老人在家养老，7%的老人依靠社区养老，3%或4%的老人将在机构养老。
2013年，国务院发布了《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》，确立了以居家为基础，社区为依托，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框架。在近两年的政府文件中，关键词已悄然转变为“以补充为主”，更多的空间留在家中。
在市场反应上，重资产、高集中度、需求最大的养老机构首先受到了大型房地产保险公司的青睐。
但是理应占据90%养老服务市场份额的居家养老，却迟迟不能得到发展。
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(2018)显示，我国失能老人中只有5.4%的人能够在家中得到医疗机构、养老机构、家庭佣人以及其他人的照护。
一些学者估计，到2030年，中国的长护理费用将突破1000亿元，如果没有长期护理险的分担风险，这一大笔费用会让无数家庭遭受重创。
在需求端，老年人口急剧增加，服务人员在供给端出现断崖。50-60岁的农民工女性作为养老团队的核心，早在2016年就开始出现负增长，不少人辞职回家帮忙带孙辈，有经验的人更愿意转做月嫂、保姆。帮我带孩子回家。新一代护理专业毕业生，显然不愿进入这个行业。
吸引老年人购买养老服务的是服务质量。若养老护理人员不足，不仅机构服务质量堪忧，人员成本不断上涨，也让从业人员面对分散的居家市场望而却步。
在人类历史上，第一次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老龄化问题，在此之前，我们没有任何经验，相应的医疗养老资源和社会保障制度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。中国式养老，路在哪里？
家居养老，为什么发展不起来？
五楼的老房子里，70多岁的瘸腿老人张爱华，已经一个星期没吃东西了，她不能下楼，实在太饿了，就用沸水泡茶叶，一把一把地嚼。儿子二人在外地打工，母亲很饿，同在昆明的小儿子一次叫外卖要三四天的量，母亲生了褥疮，小儿子通过外卖送来消炎药膏。
千里之外的广州，远在外地的孩子无法联系上老人，想通过外卖小哥去看看家中的独居老人，却发现老人倒在浴室里，已离世。
即使住在城市里，老人没有家人陪伴，也没有钱去找专业的养老服务，只能困在家里，甚至不能说是生活。
孩子们四处奔走，根本没有时间照顾空巢老人在家。居住在城市，至少有专业机构提供养老设施和护理服务，只有付不起费用时，潜在需求的老年人就被拒之门外。在家里养老，被迫成为大多数工薪阶层家庭更实际的选择。
国家老龄办公布的4200万失能、半失能老人中，一线城市老年人失能率仅为2-3%左右，按全国总体数据来看是14-15%，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，意味着按照高低线划分城市后，“9073/9064”会变成完全不一样的形态。
假如说一线城市是中产焦虑的放大，那么广大农村上演的则是更加沉重的现实。他们一生都在耕作或打零工，没有医疗保险和养老金，晚年由于经济因素，又陷入了另一种困境。她们没钱，也不会像城里人那样谈论“什么时候去养老院”，对于“冬天冻不着，夏天热不着，能吃上热乎饭”这句话。
不管是强调“以家为本”的养老服务体系，还是现实中老人在家的困境，都映射了居家养老的必要性，而正是居家养老没有做起来。
2008年，家居养老概念被提出。各国很早就认识到传统家庭养老的功能日益弱化，将其视为一道日益尖锐的养老服务难题。其后数年，上到全国养老服务体系规划，下到各地出台的居家养老服务条例，居家养老作为关键字眼从未缺席，但始终是“政策不落地、企业不愿进”。
北大人口所教授乔晓春指出，养老服务体系并非从空想建设一个美丽的“大厦”，而是要真正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，也就是要把这个制度落到实处。
疗养院，往往是人们听到“养老产业”时首先想到的字眼。机构作为养老事业，最早接受政府保障兜底功能，属于“雪中送炭”，近年来房地产、保险公司打造的高端活力社区是“锦上添花”。
最初见好图疯狂涌来的从业人员逐渐意识到，养老是一个投资周期极长、回报周期极长的行业，在风潮过后，人们转而关注轻资产、周期短、人口基数大、又受政策鼓励的居家养老，希望以此试水。
从上至下的整个养老服务体系，分散的居家服务需要寻找社区作为辐射周边老年人的支点。
从2016年起，北京推进了“三边四级”的养老服务体系，从四层到三层为街道层面的“居家养老服务中心”，指导居家养老服务，最后一层是社区层面的“居家服务”。
在北京市养老服务体系调查中，乔晓春团队发现，许多人愿意承揽或管理提供机构服务的保育中心，但不愿管理直接提供居家服务的驿站，最终只能同时发展二者，发挥指导居家的作用。
对家庭而言，若老人完全失能，机构是最能解决刚需，也是社会成本最低的途径。只要部分援助的需要，理论上一周几次上门的服务费用会低一些，但是节俭的老人没有花钱买服务的观念，也不习惯接受上门服务。
「老百姓自己出钱很难，因为老人家不愿出钱。但是只要政府愿意投入，市场肯定会介入。乔晓春分析，老年人的支付能力决定“上天花板”，居家养老成本决定“下天花板”，其中的空间差距需要政府来补，“政府如果不出手，这事永远做不成”。
能不能依靠长护险来支撑上亿老人的养老需求？
养老院的热度是毫无疑问的。曾有养猪户找安睿幸福合伙人王悦咨询，“我有个养猪场，能做养老院吗？”
跨境养老的背后，是“2018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超过2.49亿人”这一数据，看到了这一数字背后的市场规模和增长空间，看到政府出台的土地、财政贴息、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。
对任何一种养老模式而言，支付方是一个成熟、稳定的前提，更是企业成长的催化剂。如前所述，早期布局上海静安的福寿康，就是步步紧跟上海长护险政策发展，成为国内最大的居家照护公司，营业额超过6亿元，实现盈利4年，净利润7%。
10年前刚成立福寿康时，创办人张军在营业范围甚至无法注册为养老护理，只好挂着家庭服务的牌子“打擦边球”，医务人员只能挂靠在别的医疗机构。初创初期，福寿康把重点放在老年人术后的护理和康复需求上，特别是在远离医疗资源的郊区，绝对的刚需会让家庭愿意自掏腰包。
随着上海“高龄老人医疗保障计划”和“长期保险试点”两大政策红利的实施，张军一直头痛的两道难题——医疗资格和医保支付，稳定客源需求。福寿康从静安复制到全市和江浙，提高了失能半失能家庭的支付能力，是企业加速发展的核心动力。而长期护理保险又一次规范了养老团队的专业精神，催化了居家养老产业的发展。
城市里的长护险必然是最佳的选择。此外，居家护理企业往往从省会城市切入，以同样的方式复制渗透市场——到医院内部寻找最精确的顾客，挖掘最新鲜的性需求，并找到愿意为之付费的人。
典型的中国式居家养老公司的发展路径也许是这样：超过50%的业务量来自于G端的政府购买长护险或居家养老服务，其余的来自B端及C端的老人。
虽然如此，上海有五百万老人，三年来在全面试点的基础上全面覆盖50多万人口，真正享受居家护理的只有36万人。因为家居领域过于分散，460家居家护理机构竞争下，以上海为大本营的福寿康，也仅为4万多名老人服务。
张军介绍，目前长护险还处于试点阶段，全国没有统一的评估标准，一些地区只管中重度失能，有些地区根据国际标准评估，将轻度失能老人纳入服务对象。业界担心，未来放得开的试点城市会不会往回退。
但是，目前，长护险只是经济发达地区的“福利”。从2016年起，国家政策层面引导15个城市开展长护险试点，目前仅6个能覆盖全国的城市，即上海、青岛、南通、苏州、荆门、石河子。
剩余的城市，主要覆盖的是城镇职工，现阶段几乎不能覆盖到抗风险能力较低的农民。而正是大多数农村留守老人，往往更需要长期护理险。
36氪发布的《这就是新经济，用五万字拆解中国银发经济》显示，即使在上海，3年来长护险服务对象增长56倍，同期服务供应量仅增23倍，近100%的缺口还是靠高薪资补贴吸引了原有的家政服务业。
紧缩政策使退休球员们放慢了扩张的步伐，边做边看。36氪发布的养老产业研究报告认为，由于医保支付的长期保障费用和审核评估层面的收紧，原来的15万5-6级评估老人将减少，而更多的老人将相对难以通过。目前有十五万失能半失能老人，将会“不得已”加速分流到集中式专业照护场景。
除提供上门服务的护理站外，福寿康还收购养老机构，布局全产业链。
也有业内人士分析，“机构的优势在于可以自己掌握，如果是把资金全部押到社区，发展居家养老，如果哪一天政府对长护险收紧了，企业将面临很大风险。”
就全球而言，只有荷兰、以色列、德国、日本、韩国等五个国家建立了全民长期护理保险制度，总覆盖人数不超过3亿。自2000年以来，日本介护险经营已有近20年，受益人由最初的256万人增加到600多万人，财政压力也同样紧张。
老年医生们非常矛盾。正面，是国家2016年开始试点的长护险，近几年已明确作为独立社会“第六险”，硬币的反面，长护险政策的停滞不前也令人担心。
在未来的30年里，中国近2亿老年人口将达到3.8亿，即使只为失能失智老人的10%提供服务，长护险也将是一笔巨大的开支。更有甚者，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，原本就让人头痛的融资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。
墙内外的人都在观望。假如只搞代理，万一长护险在自己的城市试点落地怎么办？乐观主义者选择跟随政策，带头“跑马圈地”，为可能的意外留下一些成长空间。
等「富人变老」？
中国从2000年迈入老龄，2013年开启养老产业元年，再到今年“十四五”反复强调养老，中国养老市场布局一直靠政策推动。
虽然乐活、旅游、社交等许多关键词不绝于耳，让整个行业变得更加“时尚”，但养老的刚需，还是在养老领域。
目前，中国有大量的失能老人，其中有四千二百万失能、半失能老人，他们背后有几千万家庭、上亿人照顾家庭。由于失能老人基数和年轻一代压力的增加，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，失能半失能老人居家养老仍是主流。
北京中民颐养养老公司总经理王军杰有十多年的从业经验，他认为，“养老是一项产业，首先需要政府将上亿老人、千万失能老人分类，到底需要什么服务？政府部门要做的是供需对接，明确老人的需求，然后帮助老人对接服务。”
那是最好的时期，也是最糟糕的时期。下一个三十年，中国将从“老龄化社会”过渡到“老龄社会”，这背后是老年人口的急剧增长，而自新中国以来的三大生育率中的前两次会在30年内集中爆发。
我国的养老产业正处在起步阶段，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中产阶层即将退休，“未富先老”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为“富人变老”。60后的老年人大多有过照顾年老父母的艰辛，也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和花钱意愿，愿意充实自己的晚年生活。王悦开玩笑说，这一群人是“有钱、有闲、有追求、有消费认知”的“四有”新老人。
与此同时，他们的80后、90后又是独生子女一代，沉重的照顾压力必然要向社会照顾。老年人产业等待着他们慢慢变老，到了老年人口数量成倍增加的时候，有效需求就会大大增加。
由于有限的社会资源注定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老人，那时在家照护就成了主流，企业都在等着政府出手解决支付难题，希望在市场上提前布局、抢占先机。
虽然没有医药行业那么风起云涌，但相对稳定的养老行业却一直保持沉默。「一家疗养院能连续经营二十年是很不容易的事，但如果这家疗养院仍按二十年前的模式运作，那它肯定无法撑过二十年。
在1962-1972年婴儿潮中出生的人逐渐变老，30年后，中国的老年人口增长将至少达到2.8亿。若不能把握住这一窗口期，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式养老特点的服务体系，未来社会将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。
